第三百三十二章 多明我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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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不仅是宗教活动的核心场所,也是西班牙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发生在孔苏埃格拉教堂的斗殴事件并没有发生在教堂里,但是信徒们在教堂外发生肢体冲突,也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而作为整场事件的当事方多明我会,一下子就成了焦点。虽然教堂神父有意进行了隐瞒,但是挡不住阿方索和内阁有自己的教会渠道和朋友得知事情的真相。

  而这一切的起因要从耶稣会回归开始说起,自从费霍神父成为耶稣会长,通过借鉴康德的思想和结合西班牙自身情况,将上帝存在的论证从本体论转向道德必要,把宗教信仰视为维护道德秩序的“实践需要”,继而论证天主教与科学理性主义兼容,继而确保上帝的至高无上性。

  从1793年到1795年,费霍神父相继攥写《美德论》,《理性边界论》和《上帝的设计》。这些都是耶稣会修士和牧师必读的读物。当然,真正将理论在西班牙扩散出去的是那些正统派瞧不起的振奋派布道者。

  他们往往会用简洁的语言和扮演上帝和进入地狱的灵魂,牢牢扣住听者们的情绪。而且布道过程中并不限制位置,在一些偏远的地方经常能看到巡回布道者来满足这些地区教徒的需求。久而久之,耶稣会的影响力在扩大,从农村一步步进入城市。

  正统派不是没想过阻止,但是奈何他们在小公会议上之后,基本都遵守法规,让人找不到错处。位于法国边界省份的忠诚协会更是成为这伙人的助力,因为忠诚协会认为,它能提供西班牙民众对激进主义的抗性。

  而面对耶稣会以一种新的思考和新的布道方式传播,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都受到大大小小的影响。

  方济各会因其强调清贫和基层服务,所以他们注重社会服务,教育和其他慈善事业中的参与。因为清贫,所以他们的资源集中在核心城市。在传道过程中,主要以直接与民众接触。所以他们在信徒的流失中,并不剧烈。

  当然,方济各会也在试图调和启蒙思想与神学,强调“科学服务于信仰”,只是走的路远没有耶稣会那么大。他们推崇科学传教的实用主义。在农业技术、水利工程和天文学等领域向社会推广,向王室证明其“开明贡献”。

  反倒是多明我会,他们主要是在以正经讲道反驳异端为重点,他们不仅在城市,农村也是他们传道的地方,所以冲击自然就凸显出来。

  虽然不可否认多明我会在在神学、哲学和法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具有影响力。但是这种研究对于普通信徒来说,距离太远。而且,多明我会的牧师在传道过程中主要讲述教义原则,毫无感情,更不要说他们对地点的要求(必须有教堂)。

  面对信徒的流失,多明我会里那些以个人身份加入政府支持的学术机构,通过贡献语言学、历史学研究成果换取政治保护的神学博士们认为多明我会需要内部进行改革,才能应对耶稣会的挑战。

  这批人被认为是“新光派”,他们是卡洛斯三世政府打压教会的产物,旨在通过参与王室主导的“开明项目”,以避免成为政府对教会打压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触了启蒙思想。面对来自卷土重来的新耶稣会,他们主张仿效耶稣会的传教方式,强化基层传教。同时对传统教义进行深入学习,尤其是重新诠释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论证天主教与理性主义兼容,提出“自然法源自上帝理性”,培养既能辩论启蒙学者又能维护正统的精英。

  至于为什么要重新诠释,那是因为阿奎那活于中世纪,他虽然有解释自然神学,但是更多是将科学作为神学的附属工具,远没有达到如今科学的社会地位。

  然而新光派这样的改革想法并不受到多明我会正统派教士团体的欢迎。先不说学习“野牧师”或“假牧师”的布道方式,就单就重新诠释阿奎那的哲学思想,将科学地位拉高,仿佛是证明了耶稣会会长费霍神父一直倡导的“理性和宗教是能共处的”。

  好在多明我会的会长清楚知道变革求存的压力。想当初面对卡洛斯三世对教会的打压,多明我会通过灵活策略避免了像耶稣会那样被全面驱逐。如今面对新的情况,会长更是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择。

  只是这种诠释新教义的做法,需要位于罗马的多明我会总会批准,才可以推出。因为其章程规定全球分支需服从罗马总会的领导。即使真正实施上可以会有差别,但是关于教义诠释,这种慎之又慎的行为还是需要总会的背书。

  反倒是布道的方式,由于西班牙教会并不遏制这种行为,反而自由度会高上一些。所以有些知道会长真实态度的新光派已经开始静悄悄找了几个口才很好的牧师的开展巡回布道。孔苏埃格拉镇,就是其中的一个。